绘制意识地图：肯•威尔伯是如何整合弗洛伊德和佛陀的（上）
作者：托尼•舒瓦茨
译者：李洁
要知道对我们而言，某些不能理解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它们显化为最高等的智慧，最光芒四射的美，我们迟钝的能力只能理解它们最简单的形式，这个知识、这种感觉，就是真正宗教的核心。在这种感觉中，也只在这种感觉中，我属于该宗教最虔诚的信徒。——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如果我们敢于如此简而化之地描述，那最终隐喻性的秘密，其实就是宇宙中没有藩篱。界限是幻相，它并非来自实相之果，而是我们描画地图和编辑实相的一种方式。尽管在地图上标出领地是可行的，但将这二者（现实与地图）混淆却是个重大失误。——肯•威尔伯（Ken Wilber）
肯•威尔伯对寻找智慧之路的描写，其系统性和整合性无人能出其右。他几乎完全靠自学成才，并在23岁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意识光谱》。此后的20年间，威尔伯一丝不苟地绘制着一份人类发展阶段的图谱，他撰写了12本著作，聚焦于西方心理学和东方灵性传统的整合。他的工作就是一份确实的证明，证明了严格、有识别力的思考在追求更完整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威尔伯的“意识光谱”模型基于一个假设，即认为人类的发展沿循一系列可预测的阶段而相继展开，这些阶段超出了大多数西方心理学家的认知。他认为，只有成功通过每一个阶段，才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健全的个体感，最终才能体验到一个更广阔的身份认同，超越的同时又包容那个分离的自我。
威尔伯被大多数同僚当做意识领域的领导级理论家，他是通过写作让大家了解他的。现在他已经55岁，独自住在科罗拉多的博尔德，大多数醒着的时间都在写作和冥想，拒绝所有演讲和教课的邀请，很少接受访问，将自己隐藏在一个很小的朋友圈中，这些朋友总是通过电话给他找麻烦。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没人比威尔伯更难接近了。可一旦他同意说话，又没人比他更能慷慨地付出时间。最终，我们花了十几个小时讨论他和另一些人的想法。威尔伯带给我的智慧追寻之旅一个极具洞察性、综合且有识别力的理解；带来了他对心理学、哲学、神秘主义、人类学、社会学、宗教甚至物理等领域几近百科全书式的了解；他还让我更清晰了意识状态上广阔的个人体验确实可以通过冥想达成。
他并没有被任何特殊的教条束缚，因此，作为一个研究意识的理论家的同时，威尔伯还针对各种智慧法门中所含有的个人力量、迷信、借口、缺点及全部谎言展开批评。同时，他自己的个人偏好也非常清晰。他对意识更高阶段的兴趣远比自我层面的个人发展热情得多，他对知性和灵性领域的着迷程度也比对身心领域来得高。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心理治疗上花了很多年，几乎阅读了所有相关文献。但过去二十年里，他自己主要的练习只有冥想：一天至少两小时，20年间还有几十次的长期静修。威尔伯从冥想中获益良多，包括更广阔的自由感、平静、清明和内在安宁；更集中也更广阔的觉知；不断自我发现的能力。不过最终是灵性维度最为打动他。他如此写到，“发明冥想，是为了让灵魂体验向内发展的冒险，最终是要找到一个带着神性的超我身份，无论它还能做其他什么，无论它对众生有多大助益，冥想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那一种寻找内在神性的法门。”
我深深地希望，我一直求索的真理和意义可以用语言逻辑化地解释——正是带着这种愿望，我找到了威尔伯。在遵循这些真理行事方面，他比我遇到的任何人都落实。他所绘制的通往智慧的地图覆盖的可见领域，比任何其他理论家都多。然而，即便它有如此多的细节且丰富盈满，仍旧不足以抓住人类的全部经验和全部可能性。比如说，威尔伯并没花太多时间描述日常经验中更加具体的领域——包括身的直觉和心的热情，它们都会抗拒系统观察和发展性逻辑。即便如此，他对此类领域的观察仍旧一针见血。
很久以来，威尔伯和我的关系多少有点拘谨，他像个老师，我有意扮演了学生的角色。他有无限的知识储备，我有巨大的学习胃口，他对我问题的回应总是极具逻辑、令人信服、充满智性的说服力。同时我也发现，威尔伯是温暖、迷人、耐心、慷慨、有趣、有洞见而令人愉悦的。最终，我们开始像谈寻道之路一样谈到关系、电影和共同的朋友。尽管这份关系大多时候是通过电话和传真来推进，但在许多层面上，我们都发展出了一种亲密度。相应的，我开始明白，威尔伯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一个知识分子。尽管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一心钻研心智，但他还是有许多其他面向。比如1983年秋天，他的个人生活突然戏剧性地发生改变，他完美地拥抱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就在与崔雅结婚后不到一个月，妻子突然被诊断出乳癌。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为了照顾她，威尔伯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写作和冥想的日常习惯。崔雅于1989年去世，他在《恩宠与勇气》这本令人感动且非同寻常的个人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他们两人的故事。
同时，威尔伯孜孜不倦地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保持着高度理论化的风格，他以其强大的吸收、综合、分类能力，引领、表达与整合着不同领域的大量信息，令人心悦臣服。20年来，他的中心目标一直是客观地描绘意识发展的阶段中深刻而永恒的结构，这些阶段包括弗洛伊德和西方心理学描写的自我层面之外的东西。他的成就是发展出迄今为止最具整合性的意识图谱——一张东西方都曾努力过的横跨人类所有可能性的光谱图。
威尔伯很乐意承认一大批伟大思想家和贤人的工作，他也受到这些作品的吸引并在它们与自己痴迷其中的事业之间找到一种连接。他受到的西方影响来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荣格、R.D赖宁（R.D Laing）、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阿兰•沃特。而东方影响包括克里希那穆提、拉玛纳•马哈希（Ramana Maharshi）、铃木大拙、奥罗宾多，还有一位，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位，即佛陀。威尔伯也对另一名发展阶段的绘图者很感兴趣，他就是闻名于世的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和一度当过他学生的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后者系统性地描述了美德的发展阶段。通过整合并说明这些单个的思想家，威尔伯慢慢发展出当今被称作超个人心理学的领域，并成为其中开创性的理论家。
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是处理超越个人日常感觉的议题，这一定义来源于安东尼•苏迪奇（Antony Sutich）。他的个人追寻出自绝境。生于1907年的他，在12岁玩篮球时发生了一次意外，后来导致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苏迪奇早期的教育在九年级时就结束了，那时他刚满18岁，身体上完全丧失行动能力。在医院，他被告知没有几个月可活，此后，他发现医院护士都会停下来跟他聊天，向他吐露悲伤，并寻求建议。苏迪奇不仅活了下来，还在后来的50多年中过上了一种具有非凡创造力的生活，即便他仍然永久依赖轮椅，难以进行大范围活动。
尽管有这些可怕的身体限制，人们还是为苏迪奇本能的同情心和洞见着迷。就像过去那些医院护士一样。在31岁时，他成为一名团体治疗师，专为盲人服务；三年后，他开始作为咨询师进行全天候的个人谘商。在他的临床工作之外，他还追求一种丰富的知性生活。苏迪奇是一个阅读广泛的人，对心理学和哲学尤其有兴趣，他与诸多心理学家、作家、政治家和各种知识分子都保持着一种积极的对谈状态。在1949年，他第一次与亚伯拉罕•马斯洛取得联系，他们很快成为朋友。在苏迪奇的鼓动下，他们共同成立了人本心理学学会，并在1961年创立《人本心理学杂志》。围绕着马斯洛、卡尔•罗杰斯、罗洛•梅和弗里茨•佩尔斯等心理学家的理论，人本心理学更加集中于滋养人类潜能，而非发展精神病理学。
1969年，坐在轮椅上的苏迪奇参加了那次声名狼藉的伊萨兰研讨会，会上马斯洛希望开始发展一种新的语言为更高的人类可能性服务，他本人在该领域已耕耘许久。迈克尔•墨菲不太想邀请弗里茨•佩尔斯参加，但佩尔斯最终还是现身了，并在场嘲弄马斯洛过度智性化。对苏迪奇而言，这次经验虽有些令他不安，但也极具启发性。在这次会议不久前，他刚刚决心投入人本心理学和神秘学的整合。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苏迪奇开始重新思考他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投入，也许自己并没那么义无反顾。他已经开始广泛阅读东西方的神秘文学，包括瑜伽、佛教和通神学作品，还有像《薄伽梵歌》和《奥义书》等。他也花许多时间与研究东方思想的前沿思想家们讨论，包括艾伦•沃茨和克里希那穆提。他后来写道，“自我实现的观念已经不够全面，我感到其中缺乏一种指向性，它无法充分地容纳一种文化的深度，让你可以转向内在的个人世界，或对处于宇宙或空性中的人们的位置给予足够关注。”
伊萨兰的事情发生后不久，苏迪奇写信给马斯洛，建议他们共同向另一个新领域前进。他提议命名为“人道主义”，是综合人本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一次新奇尝试。带着对这个概念的热情，马斯洛提议将该领域的名字称作“超人本主义”。马斯洛本人也在神秘学典籍上涉猎甚广，他和苏迪奇继续就新领域的可能性保持通信。在1967年秋天，马斯洛在旧金山一座一神教派的教堂中做了一个演讲，题为“人类
43 34958 43 15290 0 0 1063 0 0:00:32 0:00:14 0:00:18 3223性的更深远研究”，听众多达一千人。在演讲中，他初次分享了在心理学上称作“第四势力”的思想，超过前面几股势力（即行为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他自己的人本主义）。马斯洛特别提到，要发展出一种超越经验、超越价值的心理学的必要。马斯洛说道，“在最好的状态下工作的真正完整发展之人（也是很幸运的人），倾向于被那些超越自我的价值推动。”
马斯洛的演讲仿若醍醐灌顶，苏迪奇着手正式定义这一领域。他总结道，这股第四势力，将关注从终极价值、自我超越、统一意识和神秘体验，到高峰体验、狂喜、敬畏、奇迹、精神、终极意义在内的一切。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Stanislav Grof）通过自己在临床LSD研究中的经验，痴迷于更高状态的心理意识，他后来在与马斯洛的一次会议中提出了超个人这个单词。此后，马斯诺写信给苏迪奇说，“我越琢磨这个词，它就越像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超越个人性之外，超越单独个体的发展而进入某种更加囊括一切的事物。”《超个人心理学杂志》第一期在1969年发行。苏迪奇作为主编，麦克尔•墨菲是执行主编。编辑部其他成员组织了一个“谁是谁”的意识运动——其中有格罗夫、马斯洛、阿兰• 沃茨、休斯顿•史密斯和精神综合学的创始人罗伯托•阿萨吉奥利（Roberto Assagioli）。创刊号的主笔文章是马斯洛在那所一神论教堂中发表的演说的重印。与此同时，超个人心理学联合会也在同年成立，埃尔默•格林的妻子——艾丽丝被选为第一任会长。
次年，几位关键的研究者齐心协力将超个人心理学放到了一个更加坚实的科学基础上。埃尔默•格林当仁不让，通过他的θ波反馈工作给超个人领域提供了一个可测试的框架。另一个就是斯坦•格罗夫，他将LSD作为心理治疗工具，在持续不断的研究中发现，在LSD的影响下，病人通常会首次体验到回到童年和婴儿期的鲜活画面。在重现并穿越这些阶段之后，被试经常回到出生前后的体验中，包括出生的经过。格罗夫发现，这个过程直接与经典灵性描写中死亡和重生的过程类似。他还进一步提出，重历出生的这些阶段常常让被试直接进入超个人领域。
他写道，“在我的经验中，每个曾经达到这种层面的人都发展出一种洞见，认为在万事万物的普适框架中，灵性和信仰的维度最终都是相关的。”对那些体验过死亡再生阶段的被试而言，格罗夫发现，随后的谘商讨论几乎完全集中在超个人领域。他写道，“这些丰富且纷繁的现象集合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是意识扩展到寻常自我及时空的界限之外的强烈个人体验。”
第三位研究者，查尔斯•塔特（Charles Tart）在建立意识状态（包括那种超个人领域的意识状态）的工作上比其他任何人都付出得多，他试图将其变成一个禁得起科学推敲的领域。在过去三十年中，塔特承担这一使命，测量并记录一系列会显现特殊能力的意识非正常状态，其中有通灵状态、催眠状态、出窍和濒死体验、各种形式的梦、用药后的迷幻状态和各种冥想体验。塔特认为，培养主动自发进入更多意识状态的能力，扩展了人类潜能，这代表了在通往一个更完整生命的道路上踏出的关键一步。他最为人所知的那本书《另类意识状态》（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中，收录了35篇文章，讲述各种非常状态，包括睡前状态或θ波状态、梦、冥想、催眠和迷幻药体验。塔特也收进了一篇关于自发训练效果的文章，像其他三项最早关注冥想和脑波活动生物反馈效果的研究一样，塔特在其中总结说，“如果我们想要发展出一个综合的心理学，这些数据是不能被忽视的。”
当肯•威尔伯被广泛当做超个人心理学的领军理论家时，他个人则将自己放到一个更广的角度来看待。他受传统西方心理学和哲学的影响，与来自东方默观传统的影响一样多，弗洛伊德和佛陀在他身上发挥着同等作用。在他的超个人同僚们集中精力建立体系、发掘超凡意识状态的价值时，威尔伯对建立一个意识发展的模型更感兴趣，这个模型以婴儿阶段的前个人时期开始，扩展自我层面，继续上升到最高级的超个人实现阶段。他的绝大多数超个人同僚都聚焦于最高级的发展阶段，威尔伯则将兴趣更多放在他称之为“全光谱”的概念上。
像麦克尔•墨菲一样，威尔伯开始是走在一条传统的成功之路上的，他早年就取得了全美荣誉证书。威尔伯的父亲是空军的职业指导军官，他们几乎每年都会搬家，到一个新的镇上居住，但威尔伯很快便能轻松适应。他在两所不同的学校当选学生会主席，在初中足球队担任队长，并在班上以最佳成绩毕业，做毕业演讲。除此之外，他还有坏小子的一面，喝酒、抽烟、惹麻烦。他告诉我，“我能适应外部世界，很外向，很想被大家喜欢。”经常搬家总是很痛苦的，威尔伯始终记得，每当他要离开一个镇子前，他总会哭好几天，但这也有好处。他解释说，“我学会迅速而亲密地跟人打交道，让每件事都变得轻松些，这是一个真正的佛家教法：保持敞开，万事总是来了又走，没有永恒。”
威尔伯相信，是父母提供的安全感帮他减轻搬家之苦的。“我爸爸在他四岁的时候被他父亲遗弃，而他的母亲也很快死于结核病，他被一个叔叔养大，直到高中，他的父亲再次出现。然而，他从没因父亲的离开、母亲的过世而抱怨生活艰难。他总是像个亲近的哥儿们一样令我印象深刻：他英俊、讨人喜欢，也受人尊敬。他是一个很好地处理了生命挫折的人。我母亲是四姐妹中的一个，她们姐妹个个都引人注目，彼此很亲密。她是个家庭主妇，对我非常关注。当真正要放我离开的时候，这成了一个大问题。不过我真正感激他们的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如此支持我，给我知识上的自由。他们也为我做的一切感到自豪，从来都没勉强我做什么，甚至都没说过‘做作业’这种话。这样做的结果是我总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自己就会很用功。”
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郡高中毕业后，威尔伯在1967年秋天进入杜克大学，打算成为一名医生。整个高中期间，他对科学都非常热衷，他在自己的地下室搞起一间化学实验室，还在科学展会上得过奖。他后来写道，“我用逻辑武装自我，物理给我知识结构，化学让我积极行动，我年轻的头脑是一首精密且准确的田园诗，亦是一座清晰且明显的堡垒。”但到杜克大学不久后，威尔伯就发现自己完全不想呆在那儿。“我知道科学必须提供客观知识，但它已经不再能引起我的兴趣了。我想要关于内在的知识，那些心理学和灵性的问题。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大学没法教给我想知道的东西。这是一个经典的全球性存在危机。我在追寻意义——追寻神的意义——我已经遍寻外在世界而不得了。”
在寻找另外的答案的过程中，威尔伯有一天碰巧选了一个小班的课程，讲述中国老子的哲学。道德经的开篇就这样写道：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无 名天地之始 有 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 以观其妙 故常有欲 以观其缴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看待这个世界的全然不同的方式：集中于外部目标，但也探索超出逻辑、科学甚至超出自我的一般定义的深层意义。威尔伯开始广泛阅读神秘学文献。他后来写道，“就好像是我此前一直的‘对崇高的压抑’……现在推动我用一个几乎病态的严肃性来重塑平衡。”他钻研诸如《薄伽梵歌》和《卡巴拉》等神秘经卷，阅读东西方综合学家，如阿尔多斯•赫胥黎和休斯顿•斯密斯等人的作品，还有那些像加里•施耐德（Gary Snyder）一样受禅影响的诗人的诗作。他学习苏菲教、印度教和佛教。阅读艾伦•沃兹让他接触到印度神秘家克里希那穆提和西方哲学家诺曼•O•布朗（Norman O. Brown），他将威尔伯带向弗洛伊德。当时他着迷于弗洛伊德关于早期发展阶段和无意识的角色等洞见，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所有能搜集到的资料。他告诉我，“我之前对弗洛伊德一无所知，对冥想系统也毫无理解，但现在我有了这个智性上的迷思：怎样能将这些人的想法串在一起？这绝对让我心驰神往。突然，我不再在化学上笨手笨脚地研究了。我要去做那些真正关乎我的快乐、我的救赎的事，我要寻找生命真正的意义。”
大二时威尔伯从杜克大学退学，回到内布拉斯加，他家人还在那里生活。他决定自学，虽然对回到教室兴趣缺缺，但他还是想要一个大学文凭。作为变通，威尔伯便在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登记入学。他决定主修化学和物理，仅仅是因为这对他来说很简单。在很简短的时间内完成派给他的任务后，他每天花剩余的5个、7个甚至10个小时，来阅读自己拣选的东方哲学与西方心理学著作。他通过邮件一次次成打地从伯克利的香巴拉书店订购书籍，那是间专卖神秘学经典的书店。威尔伯解释说，“我做这些不是为了大学文凭、事业、职位，甚至都不是为了头脑，我做这些就因为我觉得我必须做，对我来说就像是在寻找圣杯。”
同一时期，威尔伯开始跟鲍勃•杨（Bob Young）进行治疗，杨是一位经过训练、知识丰富广博的心理医生。威尔伯的主要议题是发现自己在与愤怒抗争，尤其无法直接表达这一情绪。他告诉我，“我对每件事，每个人都非常愤怒。但说出来就会变成一种讽刺和尖酸的挖苦，甚或是焦虑。我得做治疗来处理这些。”开始，治疗集中在他和母亲的关系上，他解释说，“我最大的抱怨是觉得自己被她抑制、被过度保护，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并不常在身边，我成了妈妈唯一的可爱小孩，几乎是一个丈夫的替代品。她以她的能力做到了最好，但我还是觉得受打击。我需要建立自己的空间，而不用感到自己是被抛弃的。”
杨的方法并非传统式的，他适时地和威尔伯成了亲密的朋友，即便当他们的治疗关系还在继续的时候，也没受影响。威尔伯解释说，“在我们碰到的时候，鲍勃已经60多岁了，他成了我最好的指导者，他是那种会问大问题的人。我跟他讨论读到的一切，他鼓励我探索其他的方法，皮尔斯的格式塔、伊拉•普罗格夫（Ira Progoff）的深度日志写作工作，这是我对荣格理论的个人经验式的学习过程；最终是禅和冥想。”与此同时，威尔伯继续走在传统学术道路上。在大学毕业后，他取得了一个化学硕士学位，并开始攻读博士。为了谋生，他给身边的研究生做助教。有一天，一位急性子、富于魅力的年轻女性来到他家上课，她叫艾米•瓦格纳（Amy Wagner），她上完第一堂课后就再也没离开，一年后，1972年，他们结婚，鲍勃•杨还作了伴郎。
同时威尔伯发现，尽管他对自己的生活感觉稍微好些，但他正遭受着一种状况的折磨，他称此状况为“严重的认知不和谐”。一方面，学术工作的回报越来越少，他后来写道，“我花了一辈子时间来研究科学，到头来只得到一种可怜的了解，即‘科学没错’，但它的视野局限狭隘得可怕。如果人类是由物质、身体、心智、灵魂、精神组成，科学漂亮地处理了物质和身体，但在心智方面的工作做得就有点惨，更别提对灵魂和精神完全没法接招。我想从我咀嚼消化的一大堆事实中找出意义。”威尔伯同时发现，他在努力，琢磨着怎样才能整合弗洛伊德、弗里茨•皮尔斯和佛陀等人那些聪明非凡但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想法。
他告诉我，“这些思想家中的大多数都试图反驳其他人，弗洛伊德派的讨厌禅宗佛教徒，禅宗也讨厌弗洛伊德，皮尔斯讨厌所有人，他们每个都宣称自己拥有终极真理。我的问题是，我觉得他们都说出了某种真相，但没有人完整地给出全部。”威尔伯更加深入而阅读，在阅读过程中保持中立，碎片慢慢开始拼合起来。“它让我醒悟，这些家伙并不都是在描述同一个意识层次”，问题不再是“谁对谁错”，而变成“如何将这些真相整合起来”。有一天，威尔伯为了研究视觉的原理，正在生物实验室解剖牛眼，那是一个美妙适切的时刻，突然间他就得到了答案。“那天，我结束实验室的工作，清理干净，回家，走进厨房并告诉艾米，‘我要从研究生院退学，我准备写本书’。”那一年，他23岁。
威尔伯在三个月之内用速记法写下了《意识光谱》，每天工作12个小时，几乎没有校正。他觉得那个过程就是一个充分的奖赏。“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在表达自己的高我；对此我毫不怀疑。当写下两个段落后……我就知道我终于回家了，我找到了自我，找到了我的目标，找到了我的神。自此我再也不曾怀疑过。”威尔伯的信心经受住了真正的考验，因为该书花了三年时间才得以出版，在它最终找到一家出版社之前，曾被拒绝20次。尽管当《意识光谱》1978年出版时，他已经27岁，且在心理学和哲学界都一文不名，但该书还是引起了轰动，获得极大的好评。詹姆斯•法迪曼（James Fadiman）是超个人心理学会创始团队的成员，他认为“威尔伯写的这本关于意识的书，是自威廉•詹姆斯以来最感性、最综合的一本术。”威尔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综合了几十位西方心理学家和东方神秘家的思想，建构出一个人类从婴儿到开悟的发展模型。其后不到两年，他又写了《事事本无碍》（No Boundary），一本更加简洁的书，对他的意识全光谱模型作出了更便于理解的诠释。接下来的十年中，他平均每年出一本书，每本都将他的意识发展理论关联到不同领域，从进化论到社会学，从人类学到物理学。
（未完待续）
选自：《事关紧要：寻找美国本土的智慧》第九章（心灵自由出品）